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是一本攻击性的书，这本书本身也很容易受到攻击。即如“译序”中所说：“本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个别资料方面的错误姑且不论，约翰逊评价人物的方法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虽然他没有捏造事实，但是他只列举符合他需要的事实，并按照自己的目的解释这些事实，对书中的许多人物，特别是雪莱、托尔斯泰等最重要的人物，我们也可以举出同他的例证完全相反的东西。”然而说实话我的兴趣却不在这里，即使我们不去寻找别的材料，也可以指出作者无论在逻辑性还是在理解力方面都有所欠缺，常常强词夺理，小题大做，讲到他显然不大在行的事情，譬如文学创作，就开始说外行话了。关于雪莱，他说：“他除了自己的观点，没有能力看到别人的观点，确实是这样，简言之，想象力的缺乏。”然后大讲一通既然是诗人就应该具备这种想象力。如果此处翻译没有错误的话，作者无疑是将作为理解力的想象力和作为创造力的想象力搞混了，这说明他并不懂得如何写诗。凡此种种，都多少流露出为攻击而攻击的意思，读了不免有些惋惜。
我这么说话，因为自个儿其实也是偶像破坏者，对这本书偶像破坏这个总的方向并非不予认同，他所质疑的若干人物，例如卢梭和托尔斯泰，我过去在文章和私下的谈话里也曾表示不敬。我特别赞成的是此书最后的结论：“在我们这个悲剧的世纪，千百万无辜的生命牺牲于改善全部人性的那些计划——最主要的教训之一是提防知识分子，不但要把他们同权力杠杆隔离开来，而且当他们试图集体提供劝告时，他们应当成为特别怀疑的对象，……他们形成团体，在他们赞成和高度评价的人所组成的集团中，他们是极端的信仰主义者，这使他们变得十分危险，因为他们制造了舆论潮流和流行的正统思想，其本身常常导致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行为。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一切专制主义中最坏的就是残酷的思想专制。”我觉得这是很深刻的道理，确实值得我们反省。但是《知识分子》抵达这一结论所走的路径却不很高明，甚至可以说不大对头，好比打算射击某个对象，枪里装的却是砂子，抑或根本瞄准错了地方。
作者说：“本书的主题之一是：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私人生活同他们的公开形象是不能分开的，一个可以帮助解释另一个。”这一出发点决定了全书的侧重所在：“现在是考察他们的档案的时候了，这不仅包括他们公开的，也包括私人的方面，我特别看重这类证据：知识分子告诉人们该如何行事时，他的道德和判断力的可信程度。他们在生活中是如何管理自己的？他们对自己的家庭、朋友和同伴，表现出了几分忠诚？他们在处理性和金钱问题时，是否公正？他们所说的、所写的，都是真实的吗？他们自己的体系是如何面对时间和实践的考验的？”然而正是在这里我有所疑问：如果我们另找材料，证明这些知识分子在上述方面“道德和判断力的可信程度”并不坏，他们的思想就不再有问题了么；如果我们在所列的十几位知识分子之外，另外标举一些私德高尚的人物，我们就能证明知识分子无可质疑，而作者所总结的有关他们在历史上的危险性的教训全部落空了么。约翰逊攻击时力求彻底，结果他并不彻底；之所以不彻底，因为他与所攻击的对象不能划清界限，彼此其实还有某种共同之处。
《知识分子》从上述方面对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批判，显然存在着一个前提。书中两位最受打击的人物，卢梭和托尔斯泰，分别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知道还有人比我更好，我会非常恐惧地放弃这种生活。”“至今我还未遇到一个像我这样有道德的人，一个能够相信我时刻铭记着一生向善并随时准备为之牺牲一切的人。”我们发现作者与他们所谈论的是同一问题，所遵循的也是同一思路，只不过一个说好，一个说坏而已。卢梭和托尔斯泰要强调其思想的分量，就标榜自己的人格；现在要否认其思想的分量，就诋毁他们的人格，前提原本是一样的。也可以说，这本书的前提压根儿就是从卢梭和托尔斯泰那儿领来的。论述时甚至没有超出他们划定的范围，而且也不大具备卢梭和托尔斯泰那种振振有辞的本事。比如他说；“一位自愿参军作战的年轻丹麦学生克里斯托弗·布鲁恩问易卜生——他对其大事声张的言论早有耳闻——为何不也去志愿投身战斗，然而他得到的却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回答：‘我们诗人有其他的任务要完成。’”这里真正站不住脚的倒是作者了，因为他对“行动”的理解未免太过简单，无论如何“因人废言”是个过时了的老路数，本书不过是把它推到极致而已。“译序”说，“约翰逊为我们认识和评价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老实讲我对此是很怀疑的。
这本书名字叫做《知识分子》，作者也力图清楚地划定“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范畴，他在行文中强调所列举的人物属于知识分子，同时声明某些拿来与之做对比的人物（如拜伦、吉卜林和伊夫林·沃）不算知识分子，他是从这一点出发提出这一概念的：“伴随着不断增长的自信和勇气，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宣称，他们可以诊断社会的弊病，而且能用独立的智慧来加以治疗；甚至于他们凭此不仅能够设想出社会结构的模式，并且认为可以把人类的基本习俗改造得更好。”然而所列举的十几个人，如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靳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威尔逊、高兰茨、赫尔曼、泰南、法斯宾德、鲍德温和乔姆斯基等，却很难说是一概明确体现了这一共性。有时不免要想干吗要把这些人放在一起讨论呢，也许仅仅因为他们都成功，而所要指出的无非是他们实际上并不那么成功。这样所说的“知识分子”就又有混同于“文化名人”的嫌疑，他就又接受了另一个为大众所认可的前提了，这无疑削弱了攻击力量，何况说到的人物都与“权力杠杆”没有发生过什么关系。回到前述的出发点，约翰逊所谓“知识分子”其实与我们惯常说的“理想主义者”颇为相似，他所揭示的知识分子的危险性也正是理想主义者给这个世界屡屡带来的危险性。然而前面已经讲到，这本书就基本前提而言与所批判的对象并无二致，而且还变本加厉，所以我认定作者实际上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甚至是比卢梭和托尔斯泰等更为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他讲的是关于理想主义者的理想，这本书可以被视为这方面的一个最佳蓝本。理想主义者的危险性在他身上同样也有，按照作者的意思，因为做不到，也就不能想，但是我们记得“人无完人”这句老活，既然如此，结论就是：无论是谁都不具备思想的资格，或者必须成为完美的人之后才能思想，这样一来，整个文明进程岂不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么。
约翰逊说：“当知识分子站起来向我们说教的时候，我发现，公众现在已经产生了某种怀疑，那些大学教师、作家和哲学家，他们或许是很优秀的，但在普通群众中，一种怀疑的倾向正在日益增长：他们是否有权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立身行事？”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然而他显然急于要在“言行不一”与“口是心非”’之间划一等号，结果放过了某些更重要的东西。不错，这些知识分子的确无权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立身行事，但这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身体力行，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方式有问题，或者说思想本身有问题。人们期待于知识分子的究竟是什么，他们又在什么地方辜负了人们的期待呢。知识分子原本不是要向社会提供一种行为表率，他们不是模范人物。作者所指出的知识分子的劣迹，即便都是真实的，也并不使得历史和社会中的全部劣迹更为严重。“对于那些力图教导人类的知识分子，我们已经查看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个案，考察了他们是否具有完成这一任务的道德的和判断力的资格，我们特别考察了他们对待真理的态度，他们寻找证据和评价证据的方式。他们对待特定的人，而不是对待人类整体的态度；他们对待朋友、同事、仆人，首先是他们对待家人的方式。我们也涉及到按照他们的劝告会带来的社会的、政治的后果。”在我看来，这里只有最后一点才可能是有意义的，虽然思想与思想诉诸现实也还不是一件事情。这本书有些论述不无价值，如“知识分子同暴力的结合是如此经常地发生，不能认为这是一种偶然现象”等，可惜太多的篇幅都花费在了无关紧要的地方。
这就接触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思想应该是独立的价值体系，人格不是判断标准。思想者的贡献仅仅在于思想。思想为思想者所贡献之后，就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成为文明的组成部分，而不再为该思想者所独有。思想是否为思想者所实践，仅仅对思想者有意义，对思想则没有意义。思想的对象是整个人类。这又涉及《知识分子》里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讲到卢梭时说：“尽管总体上他爱人类，但他却养成了一种爱与人争吵的特别喜好。日内瓦的童贤医生曾是他的朋友，也是受害者之一，他就抗议道：‘人类的朋友怎么可能从来不是人的朋友？或者难得是？’”讲到雪莱时说：“同卢梭一样，总的来说他爱人类，但对特定的人他常常是残酷无情的。”与哪怕是所有特定的人的关系，也不能和与作为思想的对象的人类的关系混为一谈，卢梭与雪莱到底是否“爱人类”，还是要看其思想究竟如何，并不关乎他们对某个人做过什么或没做过什么。
这里所说其实不过是普通常识，然而却长期不能为论家（包括这本书的作者）所接受，原因在于我们总是习惯从单一维度出发去评衡对象。其实对象并非笼统一体，平衡也有多种维度。把思想与行为看做两回事，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思想者的行为的考察，只是说这一考察应该限于思想者的行为本身，而没有必要将外延扩大到他曾经贡献过的思想。因为对于这一思想来说，这时思想者实际上已经转变为行为者了，如同别的行为者一样，只能说他是不是合格的行为者，不能再说他是不是合格的思想者。不合格的行为者并不等于不合格的思想者，也就是说，我们尽可以在另一场合去褒扬或贬抑这个人，看看他的行事如何，他的人格如何，但是无论说什么，都仅仅是针对具体这个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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